袁腾飞曾以诙谐口吻指出：历史知识的普及，其推手往往非历史学家或历史教育者，而是诸如《甄嬛传》这类古装剧集。尽管历史剧与史实存在偏差，但大致框架尚算明朗。然而，历史的核心价值，并不在于其事件的细枝末节，而在于其背后的时代背景。这里所说的背景，意指将历史事件置于其发生的宏观环境中进行审视。
黄仁宇在其著作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所有研究均深深植根于生动鲜活的历史背景之中。书首章节，作者细腻的描绘：“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，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。天气虽然不算酷寒，但树枝还没有发芽，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，大街上却熙熙攘攘。原来是消息传来，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，文武百官不敢怠慢，立即奔赴皇城。”
描绘历史背景，难免融入主观推断，需以常识为刃，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，重返往昔。历史审视者常处于当事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微妙地带，既需以旁观者之姿冷静分析，又需以当事者之心深切体会。如此观史，方能超越简单的是非判断，避免如电视剧般脸谱化的角色设定。
在历史的背景中审视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纠葛，其无解性昭然若揭。明朝正处于汉文化的黄昏时期，道德之泥淖已深深堵塞帝国肌体。文官集团自视为道德楷模，以自身标准束缚皇帝，期许其仅作为符合规范的君主存在。张居正改革，如同历史长河中无数次改革一般，终以改革者身败名裂告终。原因无他，只因既定秩序不容挑战，孔孟之道、四书五经被视为完美无缺的制度。
张居正之后的首辅申时行，又是一例典型。世人多评其摇摆不定、圆滑处世、无所作为。但置于当时背景之下：申时行上任正值张居正失势，前车之鉴历历在目，岂敢轻言变革。世贞评其“富有积蓄，不近悬崖，不树异帜”。
从现实层面考量，申时行不失为智者，一生波澜不惊。而另一位官职较低的官员，对后世理解民族性格、文化、制度具有深远意义，他便是清官海瑞。海瑞复杂多面，黄仁宇称其为奇特的道德偶像。海瑞身上的种种悖论，映射出汉文化的复杂性。他清廉正直，行政能力平平，其意义在于道德示范，却也因此孤立无援。为坚守道德，他竟饿死五岁幼女，力推严刑峻法惩治贪腐。海瑞的道德并未成就其一代名臣之名，反使其在朝中孤立无援。
当一国仅有一套行为准则时，种种怪象便应运而生。数千年来，中国人以“仁”为衡量人之标尺，海瑞式的道德偶像应运而生。后世视海瑞为楷模，民间普遍认为“清官万能”。
道德，乃文官集团的立身之本。即便如戚继光般文武双全、战功赫赫，亦难逃道德枷锁。戚继光最终贫病交加而逝，其命运早已注定，因其得张居正赏识提拔。
大明王朝几乎丧失战斗力，在文官集团掌控一切的局面下，戚家军犹如王朝的回光返照。哲学家李贽狱中自杀，是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悲壮的抗争。
李贽虽遵循孔孟之道，却颇具现代哲学家气质，个人主义色彩鲜明。他一生挣脱家族束缚，最终遁入空门。
回归历史背景，方知集体主义非单纯意识形态，而是根深蒂固的文化现象。维系众人的是伪道德，内心深知“性本恶”，为官者多贪，而台面之上却满口君子之道。这正是帝国覆灭之根源，亦是汉文化之尴尬所在。
（股份机关 赵梦晓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