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礼记》曰：“入境而问禁，入国而问俗，入门而问讳。”避讳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文化现象，有国讳、家讳、圣讳、官讳、名讳等等。其中，为官者手握权柄、身份特殊，所“讳”对一方风气与习俗影响更大。因“讳”的内容不同、目的和动机不同，其境界也有质的差别。
北宋权相蔡京讳名。他吃饭时是很讲排场的，不像王安石只几道简单的菜就能对付。他的菜单相当丰富，要求侍者逐一喊出菜名，他点过头之后才能端上去。因“菜羹”一道菜，发音类似蔡京，侍者回避而改称“羹菜”，遂成为菜名。其党羽门客为固位求宠，皆避“京”字。
与蔡京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北宋名臣杜衍的“讳”。杜衍到并州任职时，属吏按照惯例，请教他有没有名讳等忌讳。查阅史料，杜衍为官确实如他所“讳”，“清介不殖私产”，致仕后，连几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，寄居在南京应天府的回车院十年，居室简陋，他却知足而无抱怨。
与杜衍类似，北宋名臣包拯为官清正廉洁、唯讳“赃恶”。据《墨客挥犀》记载，包拯上任开封府尹那天，府吏向他请示家讳。包拯问：“避讳什么？”府吏答：“您先祖之名，群吏当避之。”包拯瞪着眼说：“我没有这类避讳，只是忌讳贪赃枉法的恶吏！”府吏“惧而引去”。在开封府尹任上，包拯秉公执法，贵戚达官因此而收敛，“闻者皆惮之”。
同是为官者有讳，蔡京以讳弄权作威，而杜衍以讳示廉守廉，包拯以讳扶正除邪。可见，“讳”本身无好坏，关键是动机。如果动机不良，讳名招不来好名声，讳物会被物欲所奴役；如果以“枉法赃”为“讳”，以清廉立身，为百姓谋福祉，其“讳”则能赢得人心、传为美谈。（纪委监督检查室 张倩宇/供稿）
